我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称之为“启蒙读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并非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民众对于民主首先需要一种知识上的普及———尽管这本书对于中国公众民主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而是认为这本书应该成为决策参考、官员必备,在碰到棘手的社会矛盾时、在作出重大的决策时,对公众心存敬畏,对权力保持谦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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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科专业毕业生一旦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与法科毕业生相比,就具有了“复合型人才”的优势,更为用人单位所钟爱;而法科毕业生则相对显现出知识和实践能力上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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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掌握着中国绝大多数教育资源,其依靠学科的设置、重点学科的批建、实验室的建设、各类优秀人才评选等手段,对各高校形成巨大的管理能力。教育部本身依靠专业、学科、实验室等准入门槛,对高校教育质量做出第一次评估,但这个评估只能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评估。由于高等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理应有独立第三方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效能以及高校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这个评估不应该再由教育部组织主导,在中国当下,由全国人大进行高校评估最为适宜,具体工作可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实施,确保评估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在此基础上通过重视细节的良好制度设计,这样的评估才能打破利益束缚导致的结论公信力不足,以及确保评估不对大学精神形成过多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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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东航方面大言不惭地声称因为天气原因返航到最近遮遮掩掩承认有人为因素,一个处于垄断行业又偏偏承担服务功能的公司的傲慢与偏见暴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竞争,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因所处地位的极大不对等、所获取信息的极大不对称,一个公司有权随意剥夺消费者理应得到的服务,消费者和东航之间的交易已经不是一种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利益几乎只能依靠航空行业的自律或者“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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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黄陵,每年去,按照传统习惯祭陵和谒陵的人数已经开始在增加。特别是看到当时已经有不少台湾同胞,有的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非常虔诚地来朝拜。那么很显然,这对全世界的华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绝对不能让它像以前那样简简单单,那么简陋。”曾任建设部副部长的知名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周干峙直接参与组织了方案的设计,他回忆当时的情景,“因为这是凝聚我们民族的团结,发扬民族文化跟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责无旁贷的,不仅要满足当前一些活动的要求,而且要考虑到长远的,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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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潜在的恐怖袭击,正常的生活受到如此大的影响,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众,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政府如何应急?如何与公众沟通?安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入自由?秩序与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而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恐怖袭击真的发生,要怎样应对?我想,这些问题,也应当是今天的法律和政治学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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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以“中国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回应政协委员关于恢复繁体字教育的建议,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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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统有国家法官学院,检察系统有国家检察学院。最近又听说要筹建国家纪检监察学院。类似的设置无非是想提高行业的专业水准以及行业标准的统一性。事实上,以国家法官学院为例,该院设立后,对于法官素质的整体提高有着明显的作用。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律师进入职业前的统一培训,筹建类似机构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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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期(12月9日)开始,我所编辑的法制日报周末“广角”版设置“环保行动”栏目。盼望博友们提供环保方面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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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卫平教授仍然带有调侃地建议何家弘教授在21世纪之后如果再写小说的话,“不妨将女孩写得更漂亮一点,男孩写得更潇洒一点,这样肯定能卖得更好一些”,但何家弘的小说受到读者喜爱的程度表明,这种正确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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